通往天堂的窄门
电影讲给我们的道理，也与生命有关，却与原著不太相同。相同的法乌斯托（弗兰克•史雷德），身处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中，必然会有不一样的故事发生。
片中人物的设定给电影注入了鲜明的美国价值观——家庭。无论是弗兰克•史雷德，或者大学生查理•西门，还是乔治•威利斯，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，他们的性格和观念都深受家庭的影响。乔治•威利斯虽然表面风光，其实全靠他有钱的老爸，出了事情就像夹着尾巴的小狗，之前的颐指气使全然不见了踪影，只会躲在老爸的衣袋里以求自保；查理•西门残破贫穷的家庭让他深知生活的艰辛，所以会比常人更加努力奋斗。他比看上去更坚强、有价值，他是一颗未经打磨的宝石。而弗兰克•史雷德更是比小说中的人物多了一大沓子家人，关心他的，讨厌他的，他们的爱与谴责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。万圣节，弗兰克闯入大哥家那一幕制造了一场典型的家庭冲突，沟通的障碍，对于感情不擅表达，都是最后不欢而散的罪魁祸首，这也是大多数家庭存在矛盾的症结所在。
电影把原作对生命痛苦的渗透简化成一种对生命的选择，这只是一种简化，并非让问题变得简单。弗兰克说，这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遇到事情担负责任的人，一种是找靠山的人。查理•西门正是遇到了这种选择，是出卖朋友得到光明的前途，还是承担守口如瓶的后果。
很多人对于查理•西门宁愿牺牲前途，去保护几个根本不是自己朋友的人感到不解。其实，他不管做何选择，都有其道理，这便是“对”与“对”的矛盾，而在另外的角度来说，他又都做错了。在《埃斯库罗斯悲剧集》中展现的世界，“不仅有‘对’与‘错’、或‘善’与‘恶’的抗争，而且还有‘对’与‘对’（也是‘错’与‘错’）”的冲突。阿伽门农为了维护全军的利益，杀死自己的女儿祭神；母亲克鲁泰墨丝特拉维勒为了给女儿报仇，让丈夫血债血偿；奥瑞斯忒斯又为了替父亲报仇甘愿被复仇女神追捕（因为弑母）。这些人都有复仇的道理，都坚持着自己的正义和真理，但是他们又都违背了人类的道德观念。这种“对”与“对”的冲突才是现实中最让人痛苦的抉择。也是查理•西门要面对的选择。不过，这两种选择又有微妙的不同，那即是他的选择是否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是否坚持了自己的原则。乔治•威利斯面对父亲的压力供出自己的朋友，其实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他的选择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这就让他在查理的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因为查理•西门的选择虽然看起来过于固执、无谓，但是他却并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护他人，而没有选择自保。这便是他值得赞扬，也是让弗兰克慷慨陈词的原因。这种牺牲自己利益，维护他人的精神就是弗兰克口中的“正途”，这是查理的“原则之途，通往人格之路”。当你不可能把事情做到全对的时候，起码要保证没有为了自己牺牲他人。这才是作为领导人的基本条件。
《圣经：新约马太福音》第7章13-14节写道：“你们要进窄门。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”查理•西门选择的正是很多人不愿走的窄门，那是难以坚持的正途。
闻香识女人
阿尔•帕西诺的表演是电影成功的保证。不论叫弗兰克•史雷德还是法乌托斯，这个男人都很难用笔墨形容。他是一种精神，一种难以名状的激情和痛苦的混合。他会突然大笑，仿佛是一种宣告又像是一种嘲弄，在你还没回过神的时候这笑容便立刻消失在空气里。喜欢他的人会非常爱他，讨厌他的人也会对他不屑一顾。
弗兰克在阿尔•帕西诺的演绎下魅力逼人，这种魅力几乎盖过了人物的痛苦，这种魅力让痛苦都变得甜蜜。他对于女人的吸引力就像唐璜，只不过他不用傻兮兮的在人家窗下唱小夜曲，只需要动动鼻子，她们就会像蝴蝶一样飞过来。他还赋予人物标志性的大喊：“Hu-Ah！”这就是他对生活开炮的子弹。不同时刻，这句大喊有不同的含义。它可以是一种嘲讽，也可以是一声哀鸣，更可以是一句欢呼。简单的词汇都被帕西诺诠释的丰富感人。至于那场酒店大堂的探戈舞更是电影的神来之笔，也让电影更像一个人人都向往的美梦。虽然这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感，但这并不会减弱电影带给人的启迪和震撼。因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而是影片传达的一种精神。
乔瓦尼•阿尔皮诺在书的结尾这样写道：“尽管周围是一片黑暗，在今后的年代中他不得不在这片黑暗中点燃打火机照亮，不得不伸出竹竿探路，他在这样的黑暗中嘲笑人、冒犯人，他在这样的黑暗中依然喝酒，那么，即使是最困难的生活也依然是生活，依然是他的生活，是我的生活，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，是所有那些能够承认生活、接受生活和经营生活的人的生活。”
无论生活的面目是温顺还是狰狞，我们都需要为我们的选择、要走的道路，想要追求的目标做出努力。而死亡永远不能成为逃避的借口和途径，活着需要有比选择死亡更大的勇气，承担责任的勇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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